孙德鹏：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

文 / 孙德鹏

这本书中的“乡下人”是一个感通人物与人性的媒介性概念，没有任何蔑视意味。它标识出一种地域性（湘西）的身份（苗民），可以理解为与不断变化的“城里人”相对应的概念。沈从文常说，自己为乡下人身份而感动，他们老实淳朴，待人热忱而少机心，比大都市中人更可信赖。与乡下人共苦乐，是沈从文做小说的一份诚意。

——编者按

沈从文的小说与那些志怪小说不同，他笔下的一切都为好山好水包裹着，似乎不需要文明的精致宝塔来映衬。扁舟，竹排，磨坊，菜园，吊脚楼，乃至山洞，寨子，处处弥漫着一种原始的居家感，作品与故事在此捕获乡下人的“日常”，继而得以共享其天然品性。

故事的主角往往是如他一般模样的乡下人，他们被文明人、读书人轻看、忽视，在文明的都市中无法立足，在“进步”的制度中手足无措。幸运的是，沈从文笔下的近水人家皆能远离饥饿，他也不刻意地去渲染饥饿，所到之处，是“有桃花处必有人家，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这些乡下人贫穷、沉默、迷信，却又果敢、坦诚，喜爱光明正大，无畏如山中的顽石。他们不习惯用物质、金钱来衡量人生，却为种种势力卷入厄运，于忍气吞声中潜伏着巨大的力量。这力量有时是《贵生》中令人心惊的烈火，而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一种沉静的忍耐力，像他在致友人信中所描述的乡下青年：

我到都市中来快三十年了，也可以用得着希腊人作碑铭方式为自己写八个字：“工作过来，痛苦过来。”到城市只为带着一点点单纯信念，即社会得重造，人和人关系得重造。为的是乡下所见到所接受的教育，永远是善良人民在强权下牺牲，我自己身在其间，也就得到了一分比饥饿贫困还更难堪的折辱。曾有一回在芷江县一个乡镇上驻防，看到一个年青人被苦刑种种后，用款项赎去。一月后，在大街上又见他抱着个小孩子，对人从不说话，见了人总是笑笑。笑的沉静，教育了我一生，也因之影响我一生。

一直以来，苗民都自称“乡下人”，在他人眼中，也总脱不去乡下人的模样。这个称谓就如同一个自制的迷宫，格局像苗民居住的寨子，不设主路，而是许多小道错综交叉，用以迷惑外人。

沈从文继承了这种心理上的与世隔绝状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一直恪守的东西是另一种古风，一种生长在“楚地”的古风——楚地，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中国气派。

在沈从文的童年印象里，湘西这片楚地是自信的穷乡僻壤，不过，这片土地早就因屈子的投江而对“失魂落魄”之事免疫了。

他所承接而来的厉害古风，是蔓延至山地河上，区别于城市—儒家的“不读书”文明，这种苗民生活方式是“文质彬彬”的标准之外的。他们从容应对生死，不说谎，不欺诈，辛勤劳作，虔诚敬神，与沈从文相惺相惜的金介甫教授在此处看到的是一种犹如童年的年轻状态：“在沈从文看来，正是在神的面前，在礼节上负担过重的汉人文化破产处境暴露无遗。人必须面对神，不管是西南边陲的原始精灵，还是20世纪生活中机构复杂的都会。尽管汉人和他们的文明同他们的经济才能和空洞的礼仪分不开，把部落民族看作蛮人，但苗民的生活方式只是人类初级的朴素生活。汉人从前也具有苗民的文化和活力，那是在汉人变得麻木不仁、目光短浅之前。在沈从文的想象中，苗民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年轻时期的生活方式。”（[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5页。）

强调汉人或儒家的偏见或许是一个异域学者的学术偏见，在方便读者理解的同时，也会遗漏掉许多有质感、有说服力的历史细节。每个特定的语词都有其生成的历史情境和适用范围，我们不妨来看看沈从文和他同代人对于“乡下人”的看法。在一封1979年10月写给金介甫的信中，沈从文写道：

“乡下人”，湘西虽属湖南，因为地方比较偏僻，人口苗族占比例较大，过去一般接近省会的长沙、湘潭，以至于沅水下游的常德人，常叫我们作“乡巴佬”。加深轻视，即叫“苗子”(直到现在，还不易改变)，表示轻贱，以为不讲礼貌，不懂道理意思。但也包含一点恐惧，因为长沙人能言会说，一遇有什么不同意见，麻阳、凤凰人说不过他们，只有用拳头回答。照例却打得“下江人”望风而逃。在学校是这样，在其他处所也相同。

“下江人”，这是我们叫常德以下人的通称。如专指“长沙”人，则叫“沙脑壳”，或“叫雀儿”，也有看不起意思。前者为“不经碰撞”，后者为“只会叫嚷”，另无能耐。事实上是聪敏得多也能干得多的，任何事总是“乡巴佬”吃亏！我作品中经常说自己是“乡下人”，则可从良友公司《从文习作选题记》中得到解释。一般说的含义，是老实淳朴，待人热忱而少机心，比大都市中人可信赖。可是不懂城市规矩，粗野不文雅，少礼貌。我在作品中还说过，即或是妓女，也比城市读书人还更可信托。有褒而无贬。但正因此，不免因为憨直而容易上当。我就属于这一型的人。

在沈从文的印象中，“乡下人”这个词有其地域性，而且往往同水有着强烈的关联性。中国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什么样的水，就有什么样的山谷和故事。

生活无须猜测，真正的生活永远值得谈论。我是带着一份确信，在沈从文所欣赏的自由状态下写这本书的。或许是在重庆生活久了，常常觉得他那些故事中的空气，像江风一样真实。我遇到的最大挑战不是寻找进入文本世界的角度问题，而是事关真实性的历史效力，或者说，是经验透过文本扑面而来的“共时性”效应。

在那个时空里，有人径直、粗暴地占有他人的生命和财富，被劫掠的人，比如那些乡下人，除了沉默领受，练就微笑神情，还懂得随时隐没于山林江湖的本领。他们返回“自然”，越走越远，情愿与恶劣的环境相处，也要躲避可怕的同类。我们称这样的一个群体为“乡下人”，他们是我们不忍嘲笑的受难者，而现实的情状是，人们发明了“乡巴佬”一类的词来做不对等的称呼。沈从文的作品，往往就是诞生在这种令人费解的落差之中，从早期的《在公寓中》《绝食以后》《落伍》《船上岸上》等，到中年时期创作的回忆性文字，以及为读者熟知的《山鬼》《贵生》《三三》等作品，都潜藏着一种隐忍的力量。

沈从文的笔为某种灵力所扶持，有天然的光泽，相较而言，那些雕刻“国民性”的笔，在留下苍白赤裸的大量作品后，几乎化为坚硬的历史——历史这个词，有时可以简化为某种遥不可及的偏见。

乡下人的生命自有一份可爱的庄严美好，它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而非教育的习传。它飘散在水边，深藏于大山，也像大山一般彪悍、坦率，在聪明愚痴之外。

沈从文的作品中，水是个流动的主题，而山谷，是个岿然不动的主题。

住在山水边的人，可以随时进山，可以随时涉水而去，他们不必守土。

上山或涉水，于湘西人而言，几近于本能。有时，山水间的广大倒胜过居家的温暖，或者说，湘西人的居家感寄存于“户外生活”，似一只小鹿，绕溪而生。

沈从文就是那苍翠群山中的“小兽物”，一遇到危险，就学着山中鹿麂的样子，遁入雾霭中，像《边城》里的翠翠那样：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金介甫教授也沉浸在现代都市文明的舒适中，在法治的保护原则下，过着寂寞的生活。他眼前的人不再笃信神明，遇了金钱，便笑着忘了罪孽。

他从一个外邦人的视角，看到沈从文所珍视的朴素人类生活样式：乡下人过着一种与秩序之物相隔绝的生活，他们排斥一切陌生感十足的律法。

乡下人对大都市中的弱肉强食法则一无所知，他们成为这些古怪法则的猎物，心存警惕，不知所措。

大自然的狂暴法则并不会惊吓到这些生灵，人们安然地面对突然到来的那些生、老、病、死。譬如对于死，在《爹爹》的故事中，死，忽然到来，“死是忽然的，如一般人所说很没理由的，然而当真死了”。旧式的制度，律法，习俗，都与它无关，成了陌生之物。对乡下人而言，律法只会带来不幸，是生活的额外负担，累赘。生活就是生活，朴素，自然，一切受训练的东西都显得多余。

水并没有吞噬生命，吞噬生命的是一切拘束生命的东西——致命的蛮横，厚颜无耻的索取，弱肉强食的残忍，所有这些被供奉进法则之庙宇的东西，其精致的外表之下，都隐藏着虚伪、残忍。

沈从文对这些处于隐匿状态的邪恶有着天生的直觉，他书写的死亡背后，似乎都隐藏着这些东西。那些不可抗拒的社会秩序，以及从中引出的各种约束形式，都逃不过沈从文的灵敏嗅觉。

他在寻找真凶，继而与之奋力搏斗，最终将它们牢牢地捆缚住，封印在书中。

沈从文所做的一切，首先是为了避免孤独，他与生俱来地拥有揭露真相、探寻秘密的个性，通过这一慷慨行为，他与那些拥有同样个性的同类交织鸣响。当然，另一个高贵却令人垂怜的原因或许是，沈从文对所有生灵抱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同情，而除了同情，他对那个不可违拗的世界，那个苛责残忍的世界无从下手。

在沈从文笔下，每个乡下人就是一部作品，湘西是生命轮回的处所，也是荒诞历史的衬景，而他这个终生脱不去乡下人性情的作家，是满含着怜悯之心拥抱乡下人的受难者。他的一支笔未必能生出救赎的灵力，但无论如何，他的选择是始终如一地与乡下人站在一处。

（本文节选自孙德鹏所著《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

孙德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5月

这是一部沈从文评传，也是作者与沈从文之间的一次跨学科对话。作者以史学为点，从 “乡下人”的视角回顾沈从文的前半生，在沈从文作 品中重建近代中国的记忆，从湘西叙事找寻理解近代中国的另一种方法。

不同于一般从生平出发的人物立传，作者立足沈从文自称“乡下人”的人生经验，结合法史哲等多学科思想、小说文本对其经历与情感展开的推演想象，使得小说人物与传主形象交相辉映，实现了文学对历史的叙事性补充。并通过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照，展现了近代中国的一些独特面向，让人置身于进步与落后的对峙语境，理解近代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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