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 成都万佛寺石造像

成都万佛寺石造像

万佛寺的细砂岩石雕佛教造像，包括南朝宋、梁和北周、隋、唐等历代纪年作品。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西门外万佛寺遗址。自清光绪八年（1882）以来陆续出土，总数达 200 余躯，已大部破损。现主要收藏在四川省博物馆，是研究中国南朝及四川地区佛教雕刻的重要实物资料。万佛寺相传创建于东汉延熹年间，梁时称安浦寺，梁武帝子、鄱阳王萧恢乃曾于该寺造释迦像一躯。唐称净众寺，宋称净因寺，明称净因寺、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等。明末寺毁未再重建。据北宋初黄休复著《益州名画录》，知该寺曾遭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废佛之厄，宣宗时再造。出土石像大都少头断臂或无身，有纪年者除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尊胜幢 1 件外，均在会昌五年以前，说明石像毁于这一事件，并在此后予以瘗埋。

造像题材

可判定题材的实例不多，根据现有资料，其题材变化可大致分为宋──梁和北周──唐两个阶段。宋元嘉二年 （427）净土变造像，为南朝纪年的最早一例，但早已流往国外。有梁武帝纪年的石造像共 5 件，占纪年造像的首位。其中普通四年 （522）佛弟子康胜释迦文石像一躯的发愿题记中，有“愿现在眷属常安稳舍身受形，常见佛闻法，及七世父母合一切有形之类，晋同此愿，早得成佛，广度一切”之句。梁陈二代，舍身归佛思想盛行，史载梁武帝曾 4 次舍身入寺。该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舍身思想深入民间的程度。中大通元年 （529）鄱阳王世子造石像和中大通五年上官□光造石像、大同三年（537）侯朗造佛像一躯，都是释迦像。中大同三年（548）造像题记为“敬造官（观）世菩萨一（躯）□□游神净土□兜率供养佛现”，则将观世音菩萨与兜率净土信仰相结合，颇为罕见。供养主像题材单纯，缺乏北方流行的释迦·多宝、维摩·文殊与交脚弥勒菩萨等。但齐梁造像组合却较复杂。普通四年造像组合，是一立佛、四弟子、四菩萨、二天王；中大同三年立观世音菩萨的胁侍组合，也有四弟子、四菩萨、二力士。这种现象，在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少见。北周以后，万佛寺出土石造像多为观音菩萨，如北周天和二年 （576）、唐开元二十五年 （737）菩萨像等。这种单体观音菩萨像正反映了部分下层群众的信仰要求。

造像风格

齐梁石造像，面形方正，潇洒秀丽，装饰繁细，通肩衣多褶襞，无袒右肩衣，具有地方特色。普通四年释迦立像，头光及身光处各有一、二周莲花纹，外翔飞天。龛侧菩萨着靴、登履，颔下有须。龛下刻六伎乐。龛背面线刻出侍从簇拥的帝后、卧于床帐及手执拂尘的人物等供养群像，人物皆穿南朝流行的褒衣博带式冕服。这种服式，首见于四川博物馆藏茂县出土的南齐永明元年（483）“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早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 （486）服制改革而出现。大同三年释迦立像，则反映了北朝造像影响的增大，佛衣在胸前结带，下襟披覆整个佛座上，与北魏晚期龙门石窟的造像很接近。此时的菩萨像，也采用了天衣自两肩垂下交叉于腹部，再反悬肘上的做法。北周以后的造像，则糅合了北方浑厚、质朴的作风和当地的传统，形成一种面目圆润，造型丰腴挺秀的新风格。四川博物馆藏一件唐代力士像，袒露上身，胸佩颈圈，下着裙，肌肉怒张、有力。另一馆藏倚坐观音菩萨像，发辫四束披肩，头载三珠冠，璎珞粗大繁丽，坐于束腰高方座上，座下设莲花足踏，整体作风与广元皇泽寺大佛窟唐代造像相近，显示了南北造像风格的交流与融合。

参考书目刘志远、刘廷壁：《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

(丁明夷)

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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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成都万佛寺：一座湮没在地下的千年古刹

来源：成都日报 作者：萧易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江南春》，是我们打小便耳熟能详的古诗。南朝的江南寺庙林立、佛像众多，却在无休止的王朝更迭与岁月沧桑中烟消云散。

出人意料的是，自清光绪年间以来，成都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茂汶县较场坝，彭州龙兴古塔地宫中却屡有南朝造像出土，填补了中国南朝石刻的空白，也暗示着南朝的成都与建康一样，是一个梵宫琳宇鳞次栉比、塔刹庄严的古都。

佛教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路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盛唐以后，北方石窟相继衰落，学术界的观点则是“唐盛宋衰”，认为石窟艺术到了宋代业已衰落，再无值得一提的佳作。

谁能想到，接过中国石窟艺术接力棒的，却是巴蜀。2010年，“天下成都”人文地理栏目推出“佛祖入蜀”栏目。作为“佛祖入蜀”续篇，“佛祖入川”分成都万佛寺南朝造像，巴中南龛、北龛、水宁寺，旺苍佛子崖、广安冲相寺、营山透明岩、乐山大佛与它的孪生兄弟等章节，进一步为读者勾勒出佛教石窟进入巴蜀的路线。

如今，敦煌、龙门、云冈石窟早已盛名在外，游人如织，充足的收入与良性的循环使得当地文管部门有更多资金用于石窟保护与研究，而巴蜀石窟大多藏于深闺，常年见不到一个游客，更谈不上系统研究与维护了。北方的石窟，是中国上半部石窟史，是一部皇家石窟史，而巴蜀石窟，则是中国石窟史的续传，是一部民间的石窟史，也是一部至今不为人所知的历史。希望这些抛砖引玉的文字，能唤起大众对巴蜀石窟的发现与解读，不再让它们在终年的凄风冷雨中慢慢变得模糊，乃至消失，最后被遗忘。

万佛寺，一座湮没在地下的千年古刹

清光绪壬午年（1882年）的一天，成都西门外半里万佛桥，有个农民在地里劳作，突然，“咣当”一声，锄头碰到一个硬物。挖出来一看，原来是个残破的佛头。这天，农民总共挖出了百余尊佛像，这件事很快就在成都城中炸开了锅，官吏、文人、洋人、古董商、看热闹的百姓蜂拥而至。

时任四川成绵龙茂兵备道并署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的王廉生（我国著名金文学家王懿荣之父）在《天壤阁笔记》一书中，记录了整件事的原委，“乡人掘土，出残石佛像，大者如屋，小者卷石，皆无首或有首无身，无一完者。……凡百余，乃捡得有字像三：一元嘉，一开皇，一无纪元”。有字的三件，元嘉这件，雕的是经变图以及太子诞生、乘象入城等佛本行故事，开凿于刘宋元嘉二年（425年），是四川迄今发现的最早有纪年的南朝佛像，后来便不知去向，若干年后才得知已漂洋过海出现在法国一家博物馆展厅中了；开皇是隋文帝杨坚年号，这件隋代佛像被王廉生收藏，后来也下落不明了。而当年出土的百余件佛像，丢的丢，散的散，大多杳无音讯。

1937年，乡民在万佛桥又挖出佛像12尊，佛头26个。1945—1946年间，前四川理学院在万佛桥修校舍，据传挖出佛像甚众，可惜大多被砸毁，又埋入地下当地基了。1882年到1946年，六十余年间，万佛桥时有佛像出土，那些深埋地下、肢体残破的佛像，似乎想向世人讲述一座寺庙的兴衰，一个个梵音缭绕的故事，却每每欲言又止。

1953-1954年，在一次基础建设中，万佛桥又出土了200余件佛像，一件经幢上，“大唐大中元年三月七日癸卯，再兴寺大德，镇静军和衙官，试太常寺协律郎杨公□，妻赵氏，男弘度于净众寺建立尊胜幢一所”的题记犹清晰可见。而1937年出土的释迦像上，也有“中大通元年（529年），太岁乙酉……于安浦寺敬造释迦像”的题记。

中大通是梁武帝萧衍年号，这座湮没在地下的寺庙，南朝叫“安浦寺”，唐代称为“净众寺”。根据《四川通志》《益州名画录》的记载，我们最终串联起了这座寺庙的历史：古寺相传汉延熹年间就已立寺，梁时为安浦寺，唐名净众寺。唐末“会昌法难”中，净众寺被毁，时至唐宣宗年间才再次复兴。宋代更名为净因寺，明代又称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最终在明末清初毁于战火，此后再不复见于史料记载。万福桥出土佛像，后来定名为万佛寺石刻造像。

填补了中国南朝造像的空白

2009年5月，四川博物馆正式开馆迎客，万佛寺佛像也在半个多世纪后首次与观众见面，陈列在万佛寺石刻馆中。昏暗的展厅里，释迦牟尼佛的残躯，睁着杏眼、留着小胡子的阿育王头像，头戴宝冠、悬着缯带的观音菩萨、秀骨清像的佛头、小巧精致的背屏式造像在灯光下清晰可见，恍若笼罩了层层佛光。两年多来，我时常独自一人来到省博，安静地端详着一尊尊肢残体破的佛像。通常，我的身边会走过许多人，他们往往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些并不完整的佛像会代表着四川乃至中国南朝石刻的最高成就？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江南春》，是我们打小便耳熟能详的诗句。这首诗描绘了一个莺歌燕舞、桃红柳绿、庙宇楼阁氤氲在朦胧的烟雨之中的江南，也道出了一个佛教空前兴盛、寺庙林立的江南。

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由于依附王权，佛教兴盛一时。在北魏，僧人昙曜在文成帝支持下兴建云冈石窟，著名的“昙曜五窟”更是象征着道武帝、太武帝、文成帝等北魏历史上功勋卓著的帝王；而南朝佛教之盛一点也不落下风，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梁武帝、简文帝，陈后主无不大兴寺庙、供养佛像，又以梁武帝最甚，竟放下皇帝不当，舍身到寺庙中当杂役了，群臣花了一亿万钱才把他赎回来。

在无止境的王朝更迭与岁月流逝中，南北朝最终成为历史。北朝佛教遗迹在中国存世颇多，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克孜尔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都留存着为数众多的北朝造像与壁画；相反，南朝石刻除了江苏南京栖霞山、浙江新昌宝相寺有少量龛窟外，在中国已不多见，而万佛寺石刻诸如梁普通四年、梁普通六年、梁大通五年、梁大同三年、梁中大通元年、中大通三年等题记，填补了中国南朝造像的空白，也暗示着南朝时的成都与建康一样，是一个梵宫琳宇鳞次栉比、塔刹庄严的古都。

阿育王像

迄今只有成都出土

万佛寺石刻，有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阿育王、观音、天王、力士、伎乐、供养人诸多类别，又以释迦牟尼佛最为常见。释迦牟尼佛多为大型圆雕，身着通肩袈裟或褒衣博带式袈裟，袈裟在前面形成数道平行的圆弧纹，紧贴身体，宛如刚从水中出来一般。这种“曹衣出水”的风格，是北齐曹国人曹仲达最早创造的人物衣服褶纹画法之一，对南北朝的雕塑、壁画影响至深。

雕凿于梁中大通元年（529年）的释迦牟尼佛，也称“鄱阳王世子造像”，高约2米，赤脚站立于方形座上，佛头、双手皆已不存，背后有一通铭文：“中大通元年太岁己酉……景光（太）景焕世子侍从鄱阳世子西止于安浦寺敬造释迦像……”《南史》记载，鄱阳王萧恢普通七年（526年）任荆州刺史时辞世，世子萧范本要赴益州出任刺史，从建康出发行至荆州时，因鄱阳王辞世，暂居荆州服丧，后来才来成都上任，释迦牟尼佛就是萧范在成都任上建造的。学者袁曙光在《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代石刻造像》一文中认为，古时“景焕”与“昭明”是通假字，景焕是否就是以文才著世的昭明太子萧统？正是他编纂了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的一部著作——《昭明文选》。

万佛寺还出土了7件阿育王像，其中5件残躯，2件头像，身着通肩袈裟，左手握着袈裟一角，头顶有着硕大的束发状肉髻，留着八字胡须，眼睛圆睁，带有浓烈的异域之风。所谓阿育王像，其实是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造释迦牟尼像的简称，早在东晋年间便已在中国出现，南北朝、隋唐更是王室、僧侣信奉的神偶，又以长干寺的阿育王像最为著名。传说此像是五位西域僧人从天竺古国获得，后因战乱神秘消失，东晋咸和年间，丹阳伊高悝见张侯桥下有异光，派人下水寻找，消失的阿育王像这才重见天日。后来，这尊阿育王像辗转为陈文帝所得，天嘉年间，沿海兵乱，陈文帝向阿育王祈祷国运昌盛，据说阿育王发出道道神光，陈朝军队果然一举荡平了叛军。

西蜀大地阿育王像的历史，或许也早在东晋。《释氏蒙求》记载，“昙翼学通三藏，为世推称，后游蜀郡，刺史毛剧依重之，忽获得阿育王瑞像一躯，日夕供养，其像每遇饥荒之时，辄见泪落如雨，似哭泣之状。”无独有偶，1995年，成都市考古队在西安路发现一个石刻窖藏，出土的8件佛像全部为南朝造像，其中一件便是阿育王像，建造于太清五年（551年）九月三十日。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阿育王像虽在史书中频频出现，造像在中国却极为罕见，仅龙门石窟唐子洞、简惠洞，敦煌莫高窟323窟中偶有发现，考古发掘的阿育王像迄今只在成都出土。自晋代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时常自现、每每以奇异光芒提醒世人的阿育王像，常被视为祥瑞之兆；而一千多年后，它们却在西蜀大地上频频出现。

释迦牟尼佛、阿育王像多为大型圆雕，似真人大小，也称为“等身像”，工程浩大，造价自然不菲，普通善男信女恐怕难以承受，一些精巧的小龛无疑是更为实惠的选择。别看佛龛不大，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拿梁中大同三年（548年）比丘法爱为亡兄造的佛龛来说，残高44厘米，宽37厘米，厚15.5厘米，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空间中，工匠却雕凿出了观音、四比丘、四菩萨、二明王、二狮及狮奴，二象及象奴，最下面排列着八个伎乐，背屏上还浮雕着飞天与佛传故事，象征着寺庙的殿堂背景，如此一来，小小的佛龛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佛国胜境。

中国最早的

“褒衣博带”式造像

自1882年以来，四川各地陆续有南朝石刻出土，这其中又以1921年茂汶县出土的南齐永明造像碑年代最早。1921年，茂汶羌族自治县外较场坝中寨村，有个羌民在地里挖出一块古碑，一起出土的还有些白色板瓦，当地人把这里叫“衙门口”，传说明清年间曾是当地的土司衙门。造像碑出土后，羌民抬入较场坝“江渎庙”中供奉，1929年四川松理茂懋汶屯殖督办又将碑移入汶山公园。

1935年10月，四川军阀李家铨的参谋黄希成指使几个兵丁夜间将古碑盗走，砸成数块，将其中造像较多的四块运至成都，准备再运往上海转卖到国外。成都“新新新闻报馆”披露这一丑闻，立即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最后由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出面交涉，四川省政府才将古碑截留，后由四川博物馆收藏，并于2009年首次在万佛寺石刻馆展出。

这是一通四面皆有造像与题记的造像碑，正面龛高120厘米，宽60厘米，龛中有一弥勒坐佛；背面长方形龛高123厘米，宽53厘米，龛中有一站立的无量寿佛（亦即阿弥陀佛）；右侧雕有比丘、菩萨造像，以及一侧题记：“齐永明元年岁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嵩，为帝主臣王累世师长兄弟父母六亲眷属及一切众生，敬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

齐永明元年为公元483年，这也是四川现存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造像碑。尤为重要的是，我国早期佛教受印度健驮罗风格影响，造像多着袒右袈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早期造像莫不如此。南北朝年间，受世俗服饰影响，一种着宽袍、系阔带的“褒衣博带”式袈裟逐渐兴起。永明造像碑的无量寿佛、弥勒佛，皆身着通肩圆领袈裟，这也是我国最早的“褒衣博带”造像实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褒衣博带”式袈裟最早在南朝兴起，再从中国南方传入了北方，对中国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0年，成都商业街出土9件南朝造像，其中2件有铭文，分别为齐建武二年（495年）观音成佛像与天监十年（511年）释迦像；1994年，彭州市拆除龙兴古塔，在塔内地宫中发现数十尊造像，其中一件为梁中大通年间造释迦双身像；1995年，成都西安路发现的石刻窖藏，除了太清五年（551年）阿育王像，尚有齐永明八年（490年）弥勒像、中大通二年（530年）释迦像、大同十一年（545年）释迦多宝像、天监三年（504年）无量寿像等等。

南朝造像一般面容清秀，秀眉轩昂，杏眼修长，嘴唇微翘，一副病弱清瘦的模样，即所谓“秀骨清像”。魏晋南北朝老庄玄学盛行，名士往往以自然秀美为高，欣赏一种潇洒自由、清奇飘逸之风，“秀骨清像”正是对尚玄学、重清淡的六朝士大夫的入骨刻画。公元413年，东晋大将刘裕在称帝前派部将夺取成都，直到553年西魏袭取成都，一百多年间，成都一直归属南朝，这也难怪“褒衣博带”“秀骨清像”会对成都造像艺术影响深远了。而从某种程度而言，成都的南朝石刻同样会让我们走近南朝，走近那些羸弱、却清淡不已的士大夫，走近那个动荡不安却梵音缭绕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