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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人格美之二:儒义六变

2021-10-26

下面讲第二个大题:儒义六变。

我们今天不从训诂学讲,就是不讲历史事实,只讲历史精神——即历史形态中的微言大义。那么儒家在中华历史进程中,究竟微言大义在哪里?这里我们要借一下宋明理学。

两宋以来,到明末清初的几个大师——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在学术史上都是带总结性的几个大师,他们从正,反,侧等多元视角出发,认为儒家文化就是“三统”,可以一语而蔽之,哪“三统”?

第一道统,第二学统,第三政统,这三统构成儒义的六变。

那么这三统中“道统”是什么?道统是乾坤大义。借用《易经》的话说,干卦,系辞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么自强不息它就是道统之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也是道统之一!

所以真正的道统从人格讲,他就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和合,阴阳和合,这就是道统,人格上的道统。

下面讲学统,学统就是依道而立学,按孔子的说法,这学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因《乐经》失掉,所以称五经,汉初设五经博士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真正谈学统,按照马一浮先生的说法,那就是"六艺炳日月而长存,与天地同久!""天地日月在,六经即在,人间在,六经在。

所以真正的学统,是在六经中去掉历史条件的局限和污染,把历史精神通过六经的一份体现,来观照乃至倡导历史的人物与事件,那就是我们真正的学统。

所以学来学去,仍然要把六经里的真精神学进来,包括现代的文、史、哲,所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未来的人文科学,它们的最高精神无一不在六经之中。如果大家对这一问题还有疑惑,请你们多看马一浮先生的文集,这个方面他解释得非常好。当然梁漱溟也解过,章太炎也解过,廖季平也解过,清末有许多大师关于六经的解释很多,学统内涵我们今天就不多说。

下面讲政统,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政治和西方政治,中国政体和西方政体,认为有很多弊端,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辛亥、五.四以后,谈到中国的政体,人人都摇头,其实错了!错在哪里?错在不懂政统。

真正中国的政统,四个字概括完,哪四个字?“内圣外王”。这是人间最高的政治,这种政治你达不到,当然应该去改革。纵观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政治史,没有一个帝王达到内圣外王。

正如《庄子》所说:"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矣!世之人,何由兴乎道?道之人,亦何由兴乎世?人间已经没有大道了,哪里去找内圣外王呢?没有内圣外王,怎么能够成为中国的政治传统呢?

所以中国的政统绝不是中国的封建政治史,而是中国政治史中追求的那一份内圣外王之道,正是中国的政统所在。

所以中国的三统,从道统到学统到政统,才是真正可以给人间做表率,给未来做坐标的珍贵遗产。所谓传统、传统,要传得下去,要统得起来,这才叫真正的传统。

那什么才传得下来呢?只有“道”才传得下来;什么才统得起来呢?只有“德”才统得起来。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民族,其实都在“道”中,他们都追求一份“德”,所以只有道德才是真正的传统。

好,下面我们讲儒义六变就要以这个作背景。为什么刚才要把这一段说出来,原因也在这里。

下面讲儒在微言大义上的六个变迁。

儒之义,就是"人之需"义,就是人间或人类必须的这一份道理或内容,不管是内容也好,道理也好,反正是人生和人类离不开的,这才是真正的儒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看,从母系社会以来,三皇五帝一直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段我们称为古儒。这段古儒虽没有儒的符号,没有儒的文字,没有儒的这一套活动系统。(因为儒作为一文字符号出现,都是在周代以后,周以前没有儒的定型,最新有一位田瑜娥女士着《关于"儒"与国学的认识》,研"儒"有精微独到处,可值一读。)

但这是作为训古学讲。我们今天是讲微言大义,所以儒这一份道的精神,儒的一份人间必须的真理,则可从伏羲开始——燧人氏——神农氏称为三皇(三皇五帝有很多种说法,这是其中之一的排列)到五帝:太昊、颛顼、帝罟、唐尧、虞舜称为五帝。三皇五帝无一不以人间安居乐业为最高追求。

当时的氏族部落,在原始社会中茹毛饮血,跟野兽斗,跟大自然的雷雨风电斗,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血统相互也在斗,在这样的争斗中,他们都感到了人在天地间的苦难要摆脱这份苦难,只有停斗、止斗,既不跟自然斗,也不跟动物斗,人与人之间也不愿意斗。

这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们共同的追求,也是三皇五帝共同的仰望。

但是,这种仰望和追求,放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的。虽然不可能,但世世代代照样追下去。所以,到了周初,儒就开始有一份闪光了。

夏启他是从禹手上建立的国家,然后形成了一种对上天的皈依,所以皈依天性

到了商代,发现这天性中有一份神灵,所以商代又皈依于神性。直到周代,出现了对神的一份新的疑惑,天地间很多事情神灵不安排,是由我们人自己来补充,所以周就出现了人文。

真正人类的文事、法墨以及语言、义理……,多数是在周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时候人性就露出了光芒,儒,恰恰是人之需,而非天之需,也非神之需。真正的儒家就只解决人间的问题,不解决神灵间和天地间的问题。

孔子说:“近鬼神而远之”,“天道远,人世迩”,都是指的对夏商以来崇拜天、崇拜神,而不把生命的主要功能用于人类自我,因此才提出的一份革新。所以很多人说孔子保守,实际上孔子是伟大的革新家。

好,下面我们就简谈一下:当儒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汤,最后进入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这个时代,就准备在人道、人格上建立自己的一份系统,所以到孔子时,人道、人格和人文已经集大成了,我们把孔子称为"圣集大成",而且在人道上圣集大成他是有历史根据的。

进入孔子(时代)后,儒就变成什么儒呢?刚才谈了,从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这段时间的儒称为帝王之儒。是极少数帝王在追求这样美好的东西。到了孔子时代,由于孔子的开创,儒家就变成了圣贤之儒。

圣贤之儒不一定是帝王哦!帝王以下的人都可以做这事情咯!所以帝王之下都可以当圣人咯!孔子不是帝王,但孔子他却成了圣人,孔子后还有后来称为“复圣”的颜回。还有一个“宗圣”曾参,“述圣”子思,更有一个“亚圣”孟轲。所以真正在孔孟时代,儒家的主要标志是圣贤之儒。这就是由帝王之儒进入圣贤之儒。

到了董仲舒阶段,由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乃至于他的上策《天人三策》中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其汉武帝以国家的力量,以政权的手段,把儒家的学问进行了一份规范、综合乃至于推广,这时候的儒家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作为主要形态,那里面的义理就更加完毕。

但是这时候它已经跟诸子百家遥遥远去了,就已经有距离了,所以这时候的儒它高高在上,属于官制之儒

两汉魏晋进入隋唐之后,由于道学与佛学的鼎足而起,与儒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创了一个强大的文化景观。是中华文明真正在人类文明史上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但是作为儒的这一份人格塑造,这时候却出现了一种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到宋明理学以前,一句话,两汉经学和隋唐的儒释道之学都是把儒学的功能用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层面,只在这三个层面中起作用、见效果。

也就说儒家只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如何规范,如何和谐,如何达到一个精巧微妙的状态。但是,生命内部觉醒,个性、人性密码,儒家学问却解决不了。所以乘机而入的道家,乃至佛家就补充了这样一个领域,真正要讲心性的密码,儒家里面找不到,只有在佛家、道家里面去解心性的密码。这就是隋唐时期到宋明之间,为什么道家能够起来,佛家能够起来的根源。

到了宋初以陈抟老祖、绍雍、周敦颐、张载乃至他的学生陈灏、陈颐为代表,就把道家的和佛家的关于心性密码的营养逐渐地输入了儒家的心脏。儒家就开始进入了心性领域。

在这之前,儒家在心性方面的密码,正如《论语》中子贡所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为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为也。《论语》中也说孔子是“近鬼神而远之”,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关于鬼神的问题、关于心性密码的问题等等,基本上在先儒和汉儒这个当中是不谈的只在宋儒里面专谈,所以说宋明为什么能成为道学和理学,根源就在于它把心性的密码开始进入了。

通过什么进入?通过道家的营养、通过佛家的营养进入。纵观宋明理学三大派,无论是心学派、理学派、气学派,里头的所有大师没有一个没有受过道家的影响或佛家的影响,但他们在面上都不说他们受过这样的影响。

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恢复我们的祖传文统,祖传的文统就是儒家。为了扶持儒家,他们专倡儒家,暗用道家的营养和佛家的营养,而通通的以儒家来体现,这就是宋明理学的真面目

好,这一段形成的儒家,是什么儒呢?君子之儒

因为你这样把儒家的修齐治平,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完后,你还可以把心性的密码也解得非常的到位明白,这时候你不能去治国平天下,你也可以独善其身,可以当个什么?君子。所以这一段,宋明理学称为君子之儒。

好,再往下走,过元、明、清以后,进入了近现代历史。以王船山为代表,在学术上他以百科全书式的胸怀,总结了中国两三千年的学术史。主倡"经世致用"!

这时正值西方文明东传,加之以满族的铁蹄同时兴起。在宋、元、明、清这三四百年间,西方文明已经开始了它的文艺复兴以及对中世纪黑暗的冲击。而这时华夏恰恰遇到满清的铁蹄进入汉民族中原大地

以王船山为代表的这一批大思想家,他们早已看到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利弊得失,正准备要提出。比如方以智提出质测之学,就已经具备了自然科学的精神黄宗羲提出《宋元学案》中的很多闪光思想,比如气学派,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了相当多的地理知识,以及政治体制变迁、改革措施等等。这些都属于我们中国那时候大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的,认为中华学术传统中的利弊得失,应该进行变革了。

可惜!再次遇到满清的铁蹄入关,入主中原,而且一干就是三百年。在这过程中,中华学术不但不能弃粗取精,扬长避短,进行改革,反过来还要倒退,把好的东西进一步搁置住,把坏的东西还拿起来使用。所以说,满清这两三百年的中华学术,从中华文明本体角度看,它事实上是一份痛苦的扭曲。这扭曲里有利有弊、有得有失。

从世界文明看,中国的满清统治是让中华大文明进一步付出历史成本的阶段,通过文明付出成本,消化了一个落后的民族,即为消化落后民族中华付出了一份文明成本,所以滞后了。这才导致鸦片战争乃至八国联军、抗日战争等等外辱的出现。

从"以文化人,人文化成,化成天下"这个角度讲,也是一份好事。好在哪里?让这个民族的底层大众被启蒙了。

一个民族久被贫穷、饥饿、战争、以及仇恨等反文明因素即野蛮的因素所操纵,以后必然出现一份提前进入文明行列的反冲趁势。

所以,满清的这种民族灾难反冲力,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三民主义"所表达的一个体现。首先是民族要平等,然后民权要申张,民生要改善。事实上这就是针对大的历史节奏提出的一个政治的反冲力措施。从这个高度讲,那么文明通过野蛮,通过战乱也就进一步深入到了底层。

这期间,出现了大量学者对儒家文化的改造,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儒家文化的多种组合,多种思考等等,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新儒家,一代、二代、三代,到现在已经出现第四代了。

那么这一二三四代新儒家,从总的历史跨度看,属于什么呢?属于——学儒。什么叫学儒?就是学者的儒家,因为这个时候还在研究儒家,尊重儒家,甚至要发扬儒家的,已经是极少数学者了。

那么这里面几个重要的人物,比如第一个承前启后的大儒廖季平,是四川井研人;第二个章太炎;第三个梁启超这几个人可以做为第一代新儒家的代表,当然还有清华四导师、林语堂之类的人物,他们都还是希望通过西学来拯救中国儒学。康有为也算其中的一个。但是,他们只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想法,就是不能由西方文明把中国父化全吞完了,还是要把儒家很多东西保一下。他们只起了这个作用。

到了第二代儒家,就有张君励、梁漱溟、冯友兰、钱穆、马一浮、熊十力这一类式的人物,他们都属于第二代,这里面比上一代研究就更深一步了。

第三代,牟宗三,成中英,还有杜维明等,大概这几个人。他们几个就代表第三代儒家。他们在第二代基础上又更进一步了。现在新的海外学者,包括国内一大批学者,他们又在这三代人基础上进入了第四代儒家的研究。上述这四代儒家,统称为什么?——学者之儒

因为他毕竟停留在极少数高端学者这样的范畴内。而人间之儒,毕竟要落在大众层面,但进入工业文明后,工农这个层面还没有出现"尊儒"的热潮。随着这二十年左右国学大潮的涌起,到现在国学大潮还处在第一个阶段。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国学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补自辛亥革命以来国学中断的课,我们这三四代基本都没有国学基础了。线装书、文言文,看不懂了,绝大多数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国学大潮很珍贵,从文革后到现在,这二三十年"国学热潮绝大多数都在补这个课。属积累阶段。

好,这个阶段一过,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识别了哦,我们五千年文明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竟然有这么多东西!那么哪个好?哪个不好?什么叫诸子百家?什么叫儒、释、道?真正的内容和它的真理该怎么来鉴别?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这一个阶段也要二三十年。把这个二三十年过了以后,才真正知道儒家为主题的中华文明有多珍贵!然后再反过来看这乱糟糟的当代世界,就不再会像过去一样盲目崇拜,不会像五四、辛亥革命、抗日战争阶段那么去崇拜西方文明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中华文明有所整理,有所发掘,有理鲜,有珍惜了。

好,到了这个时候,儒家将变成整个中华民族大部分生命的一种遵从、学习与继承。在这个时候的儒家,——就称为大众之儒这就是儒家在历史义旨上的六个变迁。

现在总结一下:第一个帝王之儒;第二个圣贤之儒;第三个官制之儒;第四个君子之儒;第五个学者之儒;第六个大众之儒。

我们的儒家就从帝王之儒经过上述变迁最后到达大众之儒,这就是儒家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上到下的变迁。即"以文化人,人文化成,化成天下"的文明进程。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儒家与人格美必须要讲清的历史事实与线索。第二个题就讲到这里。

[若水心得]

我在想,老师说的这个国学大潮很珍贵,从文革后到现在,这二三十年"国学热潮绝大多数都在补这个课,属积累国学知识阶段。

所以认识阶段还是很重要,对我而言亦是如此。在认识阶段会产生一些弊病,如坐井观天,断章取义等等。

礼记云,“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

云,”好学近乎智”,所以在认识阶段,积累尤为重要。

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的道理。

而功夫就在诸葛亮上说的那八个字,“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不然如何能做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要得诸葛亮之智,是从三国演义习之,亦或从诸葛亮之心法理解起呢?

待认识阶段一过,就自然而然,到了识别的阶段。

马一浮先生在复性书院成立时,对学子提到了“读书法”,他说 :

“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敬逊务时敏,厥修乃来”。

前示学规,乃示学者求端致力之方。趣向既定,可议读书。知人行远,必假舟车, 舟车之行,须由轨道,待人驾驶,驾驶之人,既须识途,亦要娴熟,不致迷路,不致颠覆,方可到达。

故读书之法,须有训练,存乎其人。书虽多,若不善读,徒耗日力,不得要领,陵杂无序,不能入理,有何裨益?

所以《学记》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

古人以牛驾车,有人设问,“车如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此以车喻身, 以牛喻心。车不自行,曳之者牛;肢体连用,主之者心。

故欲读书, 必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 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须知读书即是穷理博文之一事,然必资于主敬,必赖于笃行。不然,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易 系辞》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者,决也。决是分别是非之意,犹今言判断决去其非,亦名为决。此书名所由始。契乃刻木为之,书则箸于竹帛。

决是分别是非之意,这也是所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学问之理,而学问之道,亦尽在其中。

以上乃一己之心得,夸夸其言,还望海函。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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