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人格美之二：儒义六变
下面讲第二个大题：儒义六变。
我们今天不从训诂学讲，就是不讲历史事实，只讲历史精神——即历史形态中的微言大义。那么儒家在中华历史进程中，究竟微言大义在哪里？这里我们要借一下宋明理学。
两宋以来，到明末清初的几个大师——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在学术史上都是带总结性的几个大师，他们从正，反，侧等多元视角出发，认为儒家文化就是“三统”，可以一语而蔽之，哪“三统”？
第一道统，第二学统，第三政统，这三统构成儒义的六变。
那么这三统中“道统”是什么？道统是乾坤大义。借用《易经》的话说，干卦，系辞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么自强不息它就是道统之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也是道统之一！
所以真正的道统从人格讲，他就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和合，阴阳和合，这就是道统，人格上的道统。
下面讲学统，学统就是依道而立学，按孔子的说法，这学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因《乐经》失掉，所以称五经，汉初设五经博士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真正谈学统，按照马一浮先生的说法，那就是＂六艺炳日月而长存，与天地同久！＂＂天地日月在，六经即在，人间在，六经在。＂
所以真正的学统，是在六经中去掉历史条件的局限和污染，把历史精神通过六经的一份体现，来观照乃至倡导历史的人物与事件，那就是我们真正的学统。
所以学来学去，仍然要把六经里的真精神学进来，包括现代的文、史、哲，所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未来的人文科学，它们的最高精神无一不在六经之中。如果大家对这一问题还有疑惑，请你们多看马一浮先生的文集，这个方面他解释得非常好。当然梁漱溟也解过，章太炎也解过，廖季平也解过，清末有许多大师关于六经的解释很多，学统内涵我们今天就不多说。
下面讲政统，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政治和西方政治，中国政体和西方政体，认为有很多弊端，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辛亥、五.四以后，谈到中国的政体，人人都摇头，其实错了！错在哪里？错在不懂政统。
真正中国的政统，四个字概括完，哪四个字？“内圣外王”。这是人间最高的政治，这种政治你达不到，当然应该去改革。纵观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政治史，没有一个帝王达到内圣外王。
正如《庄子》所说：＂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矣！世之人，何由兴乎道？道之人，亦何由兴乎世？＂人间已经没有大道了，哪里去找内圣外王呢？没有内圣外王，怎么能够成为中国的政治传统呢？
所以中国的政统绝不是中国的封建政治史，而是中国政治史中追求的那一份内圣外王之道，正是中国的政统所在。
所以中国的三统，从道统到学统到政统，才是真正可以给人间做表率，给未来做坐标的珍贵遗产。所谓传统、传统，要传得下去，要统得起来，这才叫真正的传统。
那什么才传得下来呢？只有“道”才传得下来；什么才统得起来呢？只有“德”才统得起来。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民族，其实都在“道”中，他们都追求一份“德”，所以只有道德才是真正的传统。
好，下面我们讲儒义六变就要以这个作背景。为什么刚才要把这一段说出来，原因也在这里。
下面讲儒在微言大义上的六个变迁。
儒之义，就是＂人之需＂义，就是人间或人类必须的这一份道理或内容，不管是内容也好，道理也好，反正是人生和人类离不开的，这才是真正的儒。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看，从母系社会以来，三皇五帝一直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段我们称为古儒。这段古儒虽没有儒的符号，没有儒的文字，没有儒的这一套活动系统。（因为儒作为一文字符号出现，都是在周代以后，周以前没有儒的定型，最新有一位田瑜娥女士着《关于＂儒＂与国学的认识》，研＂儒＂有精微独到处，可值一读。）
但这是作为训古学讲。我们今天是讲微言大义，所以儒这一份道的精神，儒的一份人间必须的真理，则可从伏羲开始——燧人氏——神农氏称为三皇（三皇五帝有很多种说法，这是其中之一的排列）到五帝：太昊、颛顼、帝罟、唐尧、虞舜称为五帝。三皇五帝无一不以人间安居乐业为最高追求。
当时的氏族部落，在原始社会中茹毛饮血，跟野兽斗，跟大自然的雷雨风电斗，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血统相互也在斗，在这样的争斗中，他们都感到了人在天地间的苦难，要摆脱这份苦难，只有停斗、止斗，既不跟自然斗，也不跟动物斗，人与人之间也不愿意斗。
这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们共同的追求，也是三皇五帝共同的仰望。
但是，这种仰望和追求，放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的。虽然不可能，但世世代代照样追下去。所以，到了周初，儒就开始有一份闪光了。
夏启，他是从禹手上建立的国家，然后形成了一种对上天的皈依，所以皈依天性。
到了商代，发现这天性中有一份神灵，所以商代又皈依于神性。直到周代，出现了对神的一份新的疑惑，天地间很多事情神灵不安排，是由我们人自己来补充，所以周就出现了人文。
真正人类的文事、法墨以及语言、义理……，多数是在周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时候人性就露出了光芒，儒，恰恰是人之需，而非天之需，也非神之需。真正的儒家就只解决人间的问题，不解决神灵间和天地间的问题。
孔子说：“近鬼神而远之”，“天道远，人世迩”，都是指的对夏商以来崇拜天、崇拜神，而不把生命的主要功能用于人类自我，因此才提出的一份革新。所以很多人说孔子保守，实际上孔子是伟大的革新家。
好，下面我们就简谈一下：当儒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汤，最后进入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这个时代，就准备在人道、人格上建立自己的一份系统，所以到孔子时，人道、人格和人文已经集大成了，我们把孔子称为＂圣集大成＂，而且在人道上圣集大成，他是有历史根据的。
进入孔子（时代）后，儒就变成什么儒呢？刚才谈了，从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这段时间的儒称为帝王之儒。是极少数帝王在追求这样美好的东西。到了孔子时代，由于孔子的开创，儒家就变成了圣贤之儒。
圣贤之儒不一定是帝王哦！帝王以下的人都可以做这事情咯！所以帝王之下都可以当圣人咯！孔子不是帝王，但孔子他却成了圣人，孔子后还有后来称为“复圣”的颜回。还有一个“宗圣”曾参，“述圣”子思，更有一个“亚圣”孟轲。所以真正在孔孟时代，儒家的主要标志是圣贤之儒。这就是由帝王之儒进入圣贤之儒。
到了董仲舒阶段，由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乃至于他的上策《天人三策》中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其汉武帝以国家的力量，以政权的手段，把儒家的学问进行了一份规范、综合乃至于推广，这时候的儒家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作为主要形态，那里面的义理就更加完毕。
但是这时候它已经跟诸子百家遥遥远去了，就已经有距离了，所以这时候的儒它高高在上，属于官制之儒。
两汉魏晋进入隋唐之后，由于道学与佛学的鼎足而起，与儒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创了一个强大的文化景观。是中华文明真正在人类文明史上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但是作为儒的这一份人格塑造，这时候却出现了一种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到宋明理学以前，一句话，两汉经学和隋唐的儒释道之学都是把儒学的功能用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层面，只在这三个层面中起作用、见效果。
也就说儒家只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如何规范，如何和谐，如何达到一个精巧微妙的状态。但是，生命内部觉醒，个性、人性密码，儒家学问却解决不了。所以乘机而入的道家，乃至佛家就补充了这样一个领域，真正要讲心性的密码，儒家里面找不到，只有在佛家、道家里面去解心性的密码。这就是隋唐时期到宋明之间，为什么道家能够起来，佛家能够起来的根源。
到了宋初，以陈抟老祖、绍雍、周敦颐、张载乃至他的学生陈灏、陈颐为代表，就把道家的和佛家的关于心性密码的营养逐渐地输入了儒家的心脏。儒家就开始进入了心性领域。
在这之前，儒家在心性方面的密码，正如《论语》中子贡所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为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为也。《论语》中也说孔子是“近鬼神而远之”，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关于鬼神的问题、关于心性密码的问题等等，基本上在先儒和汉儒这个当中是不谈的。只在宋儒里面专谈，所以说宋明为什么能成为道学和理学，根源就在于它把心性的密码开始进入了。
通过什么进入？通过道家的营养、通过佛家的营养进入。纵观宋明理学三大派，无论是心学派、理学派、气学派，里头的所有大师没有一个没有受过道家的影响或佛家的影响，但他们在面上都不说他们受过这样的影响。
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恢复我们的祖传文统，祖传的文统就是儒家。为了扶持儒家，他们专倡儒家，暗用道家的营养和佛家的营养，而通通的以儒家来体现，这就是宋明理学的真面目。
好，这一段形成的儒家，是什么儒呢？君子之儒。
因为你这样把儒家的修齐治平，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完后，你还可以把心性的密码也解得非常的到位明白，这时候你不能去治国平天下，你也可以独善其身，可以当个什么？君子。所以这一段，宋明理学称为君子之儒。
好，再往下走，过元、明、清以后，进入了近现代历史。以王船山为代表，在学术上他以百科全书式的胸怀，总结了中国两三千年的学术史。主倡＂经世致用＂！
这时正值西方文明东传，加之以满族的铁蹄同时兴起。在宋、元、明、清这三四百年间，西方文明已经开始了它的文艺复兴以及对中世纪黑暗的冲击。而这时华夏恰恰遇到满清的铁蹄进入汉民族中原大地。
以王船山为代表的这一批大思想家，他们早已看到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利弊得失，正准备要提出。比如方以智提出质测之学，就已经具备了自然科学的精神；黄宗羲提出《宋元学案》中的很多闪光思想，比如气学派，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了相当多的地理知识，以及政治体制变迁、改革措施等等。这些都属于我们中国那时候大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的，认为中华学术传统中的利弊得失，应该进行变革了。
可惜！再次遇到满清的铁蹄入关，入主中原，而且一干就是三百年。在这过程中，中华学术不但不能弃粗取精，扬长避短，进行改革，反过来还要倒退，把好的东西进一步搁置住，把坏的东西还拿起来使用。所以说，满清这两三百年的中华学术，从中华文明本体角度看，它事实上是一份痛苦的扭曲。这扭曲里有利有弊、有得有失。
从世界文明看，中国的满清统治是让中华大文明进一步付出历史成本的阶段，通过文明付出成本，消化了一个落后的民族，即为消化落后民族，中华付出了一份文明成本，所以滞后了。这才导致鸦片战争乃至八国联军、抗日战争等等外辱的出现。
从＂以文化人，人文化成，化成天下＂这个角度讲，也是一份好事。好在哪里？让这个民族的底层大众被启蒙了。
一个民族久被贫穷、饥饿、战争、以及仇恨等反文明因素即野蛮的因素所操纵，以后必然出现一份提前进入文明行列的反冲趁势。
所以，满清的这种民族灾难反冲力，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三民主义＂所表达的一个体现。首先是民族要平等，然后民权要申张，民生要改善。事实上这就是针对大的历史节奏提出的一个政治的反冲力措施。从这个高度讲，那么文明通过野蛮，通过战乱也就进一步深入到了底层。
这期间，出现了大量学者对儒家文化的改造，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儒家文化的多种组合，多种思考等等，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新儒家，一代、二代、三代，到现在已经出现第四代了。
那么这一二三四代新儒家，从总的历史跨度看，属于什么呢？属于——学儒。什么叫学儒？就是学者的儒家，因为这个时候还在研究儒家，尊重儒家，甚至要发扬儒家的，已经是极少数学者了。
那么这里面几个重要的人物，比如第一个承前启后的大儒廖季平，是四川井研人；第二个章太炎；第三个梁启超。这几个人可以做为第一代新儒家的代表，当然还有清华四导师、林语堂之类的人物，他们都还是希望通过西学来拯救中国儒学。康有为也算其中的一个。但是，他们只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想法，就是不能由西方文明把中国父化全吞完了，还是要把儒家很多东西保一下。他们只起了这个作用。
到了第二代儒家，就有张君励、梁漱溟、冯友兰、钱穆、马一浮、熊十力这一类式的人物，他们都属于第二代，这里面比上一代研究就更深一步了。
第三代，牟宗三，成中英，还有杜维明等，大概这几个人。他们几个就代表第三代儒家。他们在第二代基础上又更进一步了。现在新的海外学者，包括国内一大批学者，他们又在这三代人基础上进入了第四代儒家的研究。上述这四代儒家，统称为什么？——学者之儒。
因为他毕竟停留在极少数高端学者这样的范畴内。而人间之儒，毕竟要落在大众层面，但进入工业文明后，工农这个层面还没有出现＂尊儒＂的热潮。随着这二十年左右国学大潮的涌起，到现在国学大潮还处在第一个阶段。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国学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补自辛亥革命以来国学中断的课，我们这三四代基本都没有国学基础了。线装书、文言文，看不懂了，绝大多数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国学大潮很珍贵，从文革后到现在，这二三十年＂国学热潮绝大多数都在补这个课。属积累阶段。
好，这个阶段一过，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识别了。哦，我们五千年文明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竟然有这么多东西！那么哪个好？哪个不好？什么叫诸子百家？什么叫儒、释、道？真正的内容和它的真理该怎么来鉴别？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这一个阶段也要二三十年。把这个二三十年过了以后，才真正知道儒家为主题的中华文明有多珍贵！然后再反过来看这乱糟糟的当代世界，就不再会像过去一样盲目崇拜，不会像五四、辛亥革命、抗日战争阶段那么去崇拜西方文明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中华文明有所整理，有所发掘，有理鲜，有珍惜了。
好，到了这个时候，儒家将变成整个中华民族大部分生命的一种遵从、学习与继承。在这个时候的儒家，——就称为大众之儒。这就是儒家在历史义旨上的六个变迁。
现在总结一下：第一个帝王之儒；第二个圣贤之儒；第三个官制之儒；第四个君子之儒；第五个学者之儒；第六个大众之儒。
我们的儒家就从帝王之儒经过上述变迁最后到达大众之儒，这就是儒家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上到下的变迁。即＂以文化人，人文化成，化成天下＂的文明进程。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儒家与人格美必须要讲清的历史事实与线索。第二个题就讲到这里。
[若水心得]
我在想，老师说的这个国学大潮很珍贵，从文革后到现在，这二三十年＂国学热潮绝大多数都在补这个课，属积累国学知识阶段。
所以认识阶段还是很重要，对我而言亦是如此。在认识阶段会产生一些弊病，如坐井观天，断章取义等等。
礼记云，“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
云，”好学近乎智”，所以在认识阶段，积累尤为重要。
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的道理。
而功夫就在诸葛亮上说的那八个字，“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不然如何能做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要得诸葛亮之智，是从三国演义习之，亦或从诸葛亮之心法理解起呢?
待认识阶段一过，就自然而然，到了识别的阶段。
马一浮先生在复性书院成立时，对学子提到了“读书法”，他说 :
“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敬逊务时敏，厥修乃来”。
前示学规，乃示学者求端致力之方。趣向既定，可议读书。知人行远，必假舟车， 舟车之行，须由轨道，待人驾驶，驾驶之人，既须识途，亦要娴熟，不致迷路，不致颠覆，方可到达。
故读书之法，须有训练，存乎其人。书虽多，若不善读，徒耗日力，不得要领，陵杂无序，不能入理，有何裨益？
所以《学记》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
古人以牛驾车，有人设问，“车如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此以车喻身， 以牛喻心。车不自行，曳之者牛；肢体连用，主之者心。
故欲读书， 必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 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须知读书即是穷理博文之一事，然必资于主敬，必赖于笃行。不然，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易 系辞》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者，决也。决是分别是非之意，犹今言判断决去其非，亦名为决。此书名所由始。契乃刻木为之，书则箸于竹帛。
决是分别是非之意，这也是所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学问之理，而学问之道，亦尽在其中。
以上乃一己之心得，夸夸其言，还望海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