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李泽厚：他情不自禁地走进舞池，眼睛里闪烁着点点泪光

文/吴予敏

据香港科技大学刘剑梅教授转告，李泽厚的儿子李艾证实：2021年11月3日上午七点左右，李泽厚先生因病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去世，享年91岁。我们特刊发深圳学者吴予敏文章以表示对一代思想者李泽厚的纪念。

李泽厚先生遽然绝尘而去，在万里之遥，又在东方欲晓的时刻。

去年他在九十寿诞之时，曾向他的读者们“告别”，我以为只是他因年迈宣告封笔的公示，却不想真的生命的告别来得如此之猝，如此之绝，犹如他生前那种说一不二的风格，继续往另一个世界，去走自己的路了。

对于思想家的告别，或许是不能以常人的痛惜之词来表达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他是老师辈当中最特殊的一位，也是几乎难以划出代沟的一位。几十年里，我们已经比较习惯了他的存在，无论是思想激荡，还是学术争鸣，都会有他的声音，每每如石坠潭，如风卷沙，引出观念的碰撞。不管是否认同他的观点，他总是立在那里，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邀引人进行反思和对话。他是曾经贴近我们身边的站在二十世纪和世纪之交的思想之巅的智者。但是突然的，他进入了历史，和我们拉开了阴阳两界的距离。

1979年的夏天，他来我的母校西北大学讲学。在当年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旧礼堂里，他侃侃而谈“形象大于概念”，“美的本质是自由”，“艺术创作的直觉性”。举座为之耳目一新。那时，我们中文系七七级班的同学推我去邀请李先生来我们班上讲座，李先生欣然答应说就谈谈自己的读书经验吧。在那间简朴的大平房教室里，大家围坐听李先生讲他读书治学的体会。他回忆起十几岁时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他在大量的自由阅读中找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是冒着一定的危险作为‘禁书’来读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在这种阅读中，自己逐渐培养和增强了判断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他对于自己那个穷困、认真和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的叙述，在我们这些经过十年“文革”的文化蒙昧时期后难得进入学习殿堂的青年人中间，唤起了深深的共鸣。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在阅读“禁书”的时期如何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后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看到一种新的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在五十年代坚持读马克思的原著，不是读别人转述的材料；在连读马列原著都要受到批评的相当恶劣的时期他如何采取“秘密读书”的方式开始读康德，动手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

他跟同学们说：“你们年轻一代人都走过一段自己的不平凡的道路。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你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受到很大损失，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可以把付出的代价变为巨大的财富，把你们所体会的人生，变成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要珍惜自己过去的经历，因为它能更好地帮助你们思考问题。”他还说：“我对文史哲三个系的弱点有个判断。我以为哲学系的缺点是‘空’，不联系具体问题，抽象概念比较多，好处是站得比较高。历史系的弱点是‘狭’，好处是钻得比较深，往往对某一点搞得很深，但对其他方面却总以为和自己无关，而不感兴趣，不大关心；中文系的缺点是‘浅’，缺乏深度，但好处是读书比较博杂，兴趣广泛。”说到这里他还对我们这些中文系的学子们抱歉地说：“大家可不要见怪呀！”引起大家一片笑声。

他告诉我们，他自己在北京大学读哲学系的时候“文史哲三方面的书全看。上午读柏拉图，下午读别林斯基，别人认为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管它。所以我从来不按照老师布置的参考书去看，我有自己的读书计划。其中读历史书是很重要的，我至今以为，学习历史是文科的基础，研究某一个问题，最好先读一两本历史书。历史揭示出一个事物的存在的前因后果，从而帮助你分析出它的现在和将来。马克思就是最爱哲学和历史。”“研究社会现象，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可以使你看得更深，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规律是在时间中展示的，你有历史的感受，你看到的就不只是表面的东西，而是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点就是历史唯物论。对于一个东西，应该抓住它的最基本的东西，确定它的历史地位。”

我当年有幸记录整理了他的这些谈话，将记录稿誊写清楚寄到他在北京的和平里住所。后来他托人传话给我说，记录的很完整，表示感谢。他将这篇记录稿发表于当时的《书林》杂志，后来收入了冠名《走我自己的路》的文集。回忆起当年的讲座，重温他四十多年前所讲的话，依然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思想解放的时代温度。

在这之后数年，李先生在海内外讲学，思想的屐齿遍及亚欧澳美大地。90年代后期，他第一次来到深圳，我和林岗兄一起接待他。请他上到可以俯瞰深港两地的国贸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他看到深圳林立的楼宇，繁荣的市容，对于国家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形势非常兴奋，由衷欣赞。我们陪他去华侨城锦绣中华民俗村游览，晚间有一场表演，各民族演员和观众一起跳舞联欢，我没有想到李先生情不自禁地走进舞池，忘我地和大家一起共舞，我十分惊异地发现他眼睛里面闪烁着点点的泪光。我当时想，李先生真是个性情中人啊！

再后来，到了2001年，他和夫人一起再次来到深圳。那时他已经有黄斑病变了。对于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来说，眼疾给他带来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深圳眼科医院有进口的眼底摄影诊断器械，我陪他去诊断了几次。其间李先生畅谈学术，比较集中地阐释了关于巫史传统的系统见解。后来他出版了《说巫史传统》这本书，作为他晚年结穴著作之一。

如他自己所言，他的思想永远跑在他的文字之前。当写一本书的时候，就有另一本书在后边等着他，催着他。于是他就这样尽可能地走在时代的前锋的位置上，敏锐而深刻地留下了他的思想的结构、逻辑、主脉。李先生的学问思想汪洋恣肆，反思历史和伦理的二律背反，打通马克思、康德和孔子，以理性始而归于情爱，以审美始而达于至善，以实践始而终于自由。

李先生曾经和我们同处于一个生命时间，而今他已经走入历史。中国人讲及人生，有两个概念是重要而神秘的，一是德命，二是机缘。李先生在我们跨入思想启蒙的年代走向我们，或许这是他的德命，又是我们的机缘。如今，他又远行彼界，徒留无限怅惋在我们中间。除此之外，还有他留下的诸多世纪之问、文明之问，更待后人去求解证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 羊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