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高级贵族与低级贵族的分野

张家坡西周墓M157

张家坡西周墓M58玉器出土情景

整个周代，尤其自春秋中期以降，贵族进一步细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社会阶层。这个分化过程清晰地体现在墓葬及其随葬品上。大型氏族宗子的墓葬与其他成员的墓葬之间的差别，从原来程度的不同转变为类别的不同。第二章天马—曲村(晋氏族)和上村岭(虢氏族)墓地之间的比较研究中，我们揭示了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其时间段为西周到春秋早期。两处墓地中，宗子及其正妻的墓葬与他们身份较低的亲属的墓葬相比，规模要大得多，随葬品要丰富得多；墓葬材料也同样反映了其他丧葬特权递减的情况，其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占据了金字塔的顶端。相同的情况见于张家坡(邢氏族)以及处于西周较早时期的宝鸡诸墓地(氏族)和琉璃河(燕氏族)。西周的墓葬资料大体上反映出当时一个统治氏族的首领———即使他也是重要诸侯国的国君——其墓葬和其他等级的贵族并不存在类别上的差异，他仅仅是氏族最高的代表。因而与之相伴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特权并不集中在个人手中，而是由整个氏族集体继承，每个成员都可以根据自己在宗谱中的位置各得其所。但是天马—曲村和上村岭墓地之间存在的一些微妙的差别：例如，晋侯墓葬集中分布于特别的曲村北赵，与天马一曲村的非统治成员墓地分开来，这可能意味着晋国国君和晋国都城的其他人口之间开始出现了裂隙。

到了战国时期，这个裂隙已然发展为不可逾越的鸿沟。本章将通过墓葬材料来进行解释。国君墓葬除了空间位置特殊外，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标准，就是墓葬规模不断扩大，与“孔子时代”低等级墓葬的面积维持原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为微妙但是同样有趣的变化出现在礼器组合上，这方面的变化意味着出现了特殊的礼制，只能为贵族内一个新划分出来的小集团成员所使用。

一个悬而未决的但是必须首先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周王的丧葬规格。商代晚期的王陵位于河南安阳附近的洹河北岸，分布于两个墓区，它们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随葬品的等级上，都与同一区域的贵族氏族墓地的所有墓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近年在陕西岐山周公庙发现的，可能是西周的国王墓地，似乎表明类似的差异在周代同样存在。不过，周公庙墓葬的规模远逊于安阳的商王陵，而且目前我们对其随葬品还一无所知。如果周王陵能够发掘出来，或许能为我们提供西周天子丧葬规格的具体情况。有可能，他们与其他氏族首领的差别，未必比得上商王；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周王拥有高于其他成员之上的礼仪特权，但是他们仍然是同一阶梯式等级差别的一部分。而且，即使这种阶梯式等级差别在西周初期并不存在，西周晚期的礼制改革也会将其引进来。如果说一个阶梯式等级差别在西周存在了一段时间，无论多长，到了东周时期，其高端部分与低端部分之间已出现了断裂。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周王与其前朝的商王一样，享有远远高于他们治下的贵族，甚至包括级别最高的贵族的用器规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本章梳理出来的东周时期的发展脉络表明，周王所享有的特权，或者得到特许，或者通过礼制僭越，进一步扩展到了地方诸侯及其他高级的氏族首领那里。希望以后的考古发现能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摘自《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第八章高级贵族与低级贵族的分野(约前750—前221年)。

[美]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著

吴长青、张莉、彭鹏等译王艺等审校

标题为本公号所取

图片摘自《张家坡西周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