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言｜关于文学与文学翻译——莫言访谈录

本文来源：《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4期

转自：大民说英语

2014年8月中旬与12月中旬，我有机会陪同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先生访问古城西安和山东大学，勒克莱齐奥先生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先生分别就“丝绸之路与东西方交流”和“文学与人生”这两个重大主题展开了对话和深入的交流。他们谈文学，谈文化，谈社会，谈人类存在与精神交流，真诚而深刻，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对话前后一起相处的时间里，我也有机会和莫言先生就翻译问题展开讨论。在我的感觉中，莫言先生对翻译工作特别尊重，对翻译家心存感激。出于一个翻译研究者的本能，我很想就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问题与莫言先生做个深入的交谈，但知道莫言先生很忙，怕过分打扰他。2015年新年第一天，带着心里始终放不下的问题，我写信问候莫言先生，向他提出一些文学与文学翻译的问题，他很快给我回信，并就我提出的问题一一给予解答，对文学翻译的重要性、翻译家的品格、翻译的障碍、翻译的原则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在此访谈发表之际，我向莫言先生表达深深的谢意。——许钧记

许钧（以下简称“许”）：莫言先生，这次有机会陪同勒克莱齐奥先生来您家乡，看望您老父亲，也看了您的旧居和莫言文学馆。我们对您和夫人的细心接待特别感谢。勒克莱齐奥先生跟我说，这次来高密，有三个难忘的记忆。一是见到您92岁高龄的父亲如此健朗，他非常高兴；二是看到您出生、成长、成家的那间土屋，说让他理解了文学的力量，看到了人的希望，他特别感动；三是参观文学馆，看到您小时候和后来读的那些书，他深有感触，说您阅读的书，很杂很丰富，有小人书，有杂志，也有经典杰作，有文学的，也有政治的。他还特别注意到您阅读的那些外国文学名著，有俄苏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特别丰富。莫言先生，我想知道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对您的成长与写作起到了哪些关键性的作用呢？

莫言（以下简称“莫”）：你们能到我的故乡，我非常高兴。勒克莱齐奥先生朴实、谦逊，那么大的学问，那么平易近人，我的朋友都很感动。我父亲对我说：“这个人很善良啊！”我的所谓“旧居”，现在看确实有点寒酸，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是农村房子的标准样式，并不算差。我童年时，确实很爱读书，其实也不仅仅是我，我的那些小伙伴们也都爱读书。那时农村读物很少，一本书传来传去，像宝贝一样。碰到什么读什么，没有选择。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个文学青年，他有很多本书，知道我爱读书，就借给我看。后来他还让我父亲做了几个木头盒子，钉在教室的墙壁上，起了个名字叫“图书角”，然后把他自己的书和班里同学的书放进去，让同学们借阅。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出去干活，挣来的一点钱，学校留一部分，分给各班一部分，名曰“班费”，我记得老师用“班费”买回一批书，补充进“图书角”。这样的童年读书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我感到，多读一本书，就仿佛多了一分底气，是一种骄傲的资本，当我在劳动方面不如同伴们出色受到批评和讥讽时，我心里就想：“我比你们读书多！

我比较多的读书，还是当兵之后。先是在黄县，我的一个战友的未婚妻是县图书馆的管理员，这个战友每次进县城看未婚妻，都会带回好几本书，多数是外国名著，有高尔基的小说，莎士比亚的剧本，等等。这些书他都借给我读了。后来我到一个单位当教员，兼任图书管理员。这个单位的小图书馆里有几千本书，多数是技术方面的，文学类的书只有几百本，这几百本文学书我大概都翻看了。再后来就是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后，读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欧洲、美国的现代文学等。

我最早读到的外国文学，应该是俄苏文学。苏联时期的战争文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那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对战争文学很感兴趣。法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比较喜欢气势磅礴、视野宽阔的那一类作家。其他还读过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作品，都对我的写作有帮助。对我这样不懂外语的作家来说，每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都是一扇观察外部世界的窗户。从这样的窗户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了解了不一样的人情，当然，我也看到了写作者不一样的风格并从中猜想到了他们的个性。

许：我有机会两次听您和勒克莱齐奥对话，发现您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蒲松龄的作品，也特别多地提到了俄苏作家。就此而言，一方面文学有根，故土的文脉在您作品中流淌，另一方面，文学有天地，一直朝向远方的目光，带给您的是越来越广阔的天地。您说作家有两类，一类是目光向内，专写自己的故土故人，讲生育自己的那片土地的故事；另一类是目光向外，写外面的世界，写他者的灵魂。勒克莱齐奥说，高密这方丰沃的土地展现了您作品强大的美学力量。就您整个创作而言，您是如何看待我与他者，故土与他乡的关系的呢？

莫：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两句：“问我师从哪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其实我读蒲松龄的书很晚，但一读就有强烈的心灵感应，我自认为能够读懂他的书，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也似乎能够感受到他灵魂深处的痛苦。蒲松龄是天才，也是时代和独特的乡土文化的产物。我所生活的时代与他生活的时代自然不同，但乡土文化犹如地下流淌的暗河，从来没有断流过。乡土文化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想摆脱也很难。

其实，把作家分成两类是很勉强的，写乡土的作家，大都生活在城市，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生活，会影响到作家的写作，也就是说，即便像我这样的专写故乡的作家，笔下的故乡，其实也是天南海北的混合。而像勒克莱齐奥先生，小说视野非常辽阔，但也有他自己的出发点，或者是立足点。这个出发点就是他的童年，他童年生活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童年就是故乡。

许：参观您的文学馆，我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您心系故土，但您的目光一直投向外面的世界。从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作品开始，您的影响越来越大，从中国走向了世界。就您作品的外译历程看，我发现您的作品在法国译介起了特别的作用。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您的作品在法国译介很早，而且一直持续不断，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经有二十多部作品被译成法语。二是您的作品在法国由主流的出版社出版，传播途径畅通，读者越来越多，作品也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三是您的作品的法译也影响了其他语种的译介，有的语种的译介是参考了法译本的。我想请您谈谈，在您与法国翻译界与翻译出版界的交往中，您发现哪些因素对您作品的译介与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译者的因素、文学传统的因素等。

莫：法国是全世界译介中国当代文学最多的国家，仅我一人，就有二十多种译本。必须承认，张艺谋等人的电影走向世界之后，引发了西方阅读电影背后的小说原著的兴趣，但这种推力是有限的。持续的翻译出版，还是靠小说自身具备的吸引力。我不懂外语，无法选择翻译家，但我很幸运，我遇到的翻译家都是很好的，而一直在出版我的小说的瑟伊出版社，也是翻译家帮我找的。出版社里那位专门负责我的书的编辑，又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认真勤勉、忠厚善良的好人。我从来没有想到去迎合西方图书市场的口味，更没有为了让翻译家省事而降低写作的难度，我相信优秀的翻译家有办法克服困难。也许是因为我的“难译”，反而让翻译家“知难而上”。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的运气好。

许：在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似乎学术界与文学界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翻译，围绕着您的创作与翻译的关系，国内文学评论界与翻译界有不少评说，有些观点甚至非常偏激，过分夸大了翻译的作用。我曾就此问题在不同场合强调了创作的根本性地位以及翻译在您的作品在异域的传播与重生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我特别想听到您本人的一些想法。能否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看待翻译在文学传播与世界文学交流中所起的作用的。

莫：我敬重、感谢翻译家，这其中包括将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的翻译家，也包括将中国文学翻译成外文的翻译家。没有他们的劳动，像我这样的作家，就没法了解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也没法让外国读者了解。文学的世界性传播依赖翻译家的劳动，当然，翻译过来或翻译出去，仅仅是第一步，要感动不同国家的读者，最终还依赖文学自身所具备的本质，也就是关于人的本质。至于在翻译过程中，翻译家如何处理作家的独特风格，这要看译者对作家文化背景的了解和对作家个性的理解。如果翻译家能够与作家心心相印，那自然会更加忠实于原著。

许：您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讲过，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若不经过汉学家、翻译家的努力，那么它作为世界文学的构成部分就很难实现。在您作品的海外传播过程中，除了葛浩文、陈安娜，法国汉学家杜特莱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您能简单谈谈这三位不同国度的译者，在翻译您作品的过程中，与您的交往和合作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不同的做法呢？

莫：您提到的这三位翻译家，都是与我合作多年的朋友。他们共同的特点，一是汉语水平高，二是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理解，三是十分尊重原作者。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经常与我交流，有一些技术调整，都是与我反复磋商过的。

许：事实上，我们注意到，作为汉学研究重镇的法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进程中，似乎一直以来都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枢纽和中转角色。您的《红高粱家族》、苏童的《妻妾成群》、毕飞宇的《青衣》和《玉米》等，都是首先经由法国汉学家的译介而后才引起英语世界的关注和翻译的。对于这种现象，您认为是巧合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您的作品在法国的译介与在美国的译介有什么关系吗？

莫：我觉得在世界各国翻译当代文学过程中，其实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各国的翻译家，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当然有的早一点，有的晚一点。至于有的语种翻译的数量多一点，有的少一点，我觉得这主要是出版商的原因。

许：对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外译，有研究者分析认为，某些作家是倚靠特殊的事件、敏感的话题、离奇的情节和禁书的身份赢得西方读者的青睐；而另有些作家凭借的却是对于普遍人性的反映以及独具匠心的叙事技巧和对人物形象的细腻描摹。陈思和先生对您作品的评价

，我个人非常赞同。他说“莫言在当代文学史上确实是具有开创性的。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开创了先锋文学，一部《红高粱》开创了民间写作，后来就出现了新历史小说”。您在域外的文学声誉，来自于您作品中的“文学性”、“历史性”以及“高密东北乡”的“乡土中国叙事”这些文学本身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政治性的因素或商业性的因素。在您看来，您在创作中，最在意的是什么呢？

莫：您所说的那些情况，客观地说是存在的。不但在中译外时存在，外译中时也存在。但这是支流，主流还是靠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普遍性、艺术性。我在写作时，从来就没有想过外国读者，甚至我曾经夸张地说过不考虑所有的读者。这不是瞧不起读者的意思，因为一部小说最终还是要有人阅读，即便是不希望现在的人阅读，那么也还是希望将来有人来阅读。我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想保持写作时对流行的故事模式的一种对抗的态度，希望能够有所创新。

许：在今年8月的国际汉学家研讨会上，您有个讲话，是专门讨论翻译的，您特别强调翻译的基本原则还是“信、达、雅”。有人说翻译家是“暴徒”，或是“叛徒”，您认为翻译家要做“信徒”。“信徒”符合翻译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准确、可信。可在翻译界，有不少译家追求翻译文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而牺牲文本的准确性。事实上，您的老朋友葛浩文却认为“‘意译’派在出版方面更胜一筹，因为无论是商业出版社还是大学出版社都推崇意译派的译著。对此无论我们是庆幸也好，悲伤也罢，事实依旧是，在那些‘可译的’小说里，‘可读性好’的译作才能出版”。对翻译认识的不同，在你们作为作者和译者的实际合作中，是否出现过冲突或观点不一致的情况？

莫：文学翻译的确是很复杂的劳动，这里边有情感问题，也有技术问题。情感就是指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之间就某部作品的情感一致，也就是说，译者对作品的理解，符合作者的本意。翻译家如果真的喜欢一部作品，就必定会与作家建立某种情感的共鸣，与书中人物建立情感的共鸣。翻译中情感投入应该取得与作家情感的一致性，取得与作品中人物情感的一致性，其难点在于各种社会背景与语言的差别。而技术问题，到底该逐字逐句的硬译，还是可以局部的意译，这个问题似乎争论了很多年了。

许：长期以来，中国本土翻译家更多专注于翻译的准确性，而西方翻译家的译作更多关注的是译本的可接受性问题。但很多时候，对于可接受性问题的过多关注，势必会造成某些中国本土读者所担忧的“不忠实”和“曲解”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现象，很多人甚至担心这种被“

改写”后的中国形象与我们文学、文化想“走出去”的初衷背道而驰，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莫：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的准确性，建立在译者对原作者国家历史和文化了解的程度上。否则就可能出现将“八路”翻译成“第八大道”的笑话。但这个事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不可能对每个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人进行摸底考试。这几年我在国外，经常会遇到汉语非常好、对中国非常了解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有的已经开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他们的加入，让我们充满希望。

许：您曾经说：我们要将读者当作上帝、当作朋友，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要将翻译家当作“对手”，当作“敌人”，就是要给他们制造难题，就是要让他们翻来覆去地斟酌、思虑。您能结合具体实例谈谈您的这一观点吗？

莫：我的意思是作者在写作时，不能为了方便翻译而牺牲自己的风格，降低写作的难度。至于“制造难题”，是一句调侃意味的话，其实，有些确实无法翻译的句子，或者必须让译者加注释 的句子，也没有必要非用 不 可。比如“狗撵鸭子——呱呱叫”，“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之类，即便用了，也应该同意译者“意译”。但有的是应该坚持的，譬如在我的家乡方言中，说一个女子很美丽，会说她“奇俊”，说天气很冷会说“怪冷”，“奇”和“怪”的用法，跟普通话不一样，但读者会理解，我相信译者在他的母语中，肯定可以找到这样的用法。

许：对于中国文学的域外传播，王安忆曾经说，有一种假象，好像全世界都爱我们，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尽管有那么多年的力推，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仍然是少而又少。毕飞宇也说：“汉语作为小语种的命运格局，没有改变”。他甚至认为：“中国文学所谓走出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耐心，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麦家不久前也说：“我在文学圈这30多年，看到我们文学的兴盛繁荣，但是还没有波及到世界。海外确实不太了解我们，他们真正了解中国文学是从莫言开始”。您个人怎么看待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状与未来？

莫：我同意王安忆和毕飞宇的看法，但不同意麦家的看法。至于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出去，我想还是不要着急，踏踏实实的，一步步往前走吧。

许：莫言先生，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细心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最后，想请您给翻译界的朋友送几句话。

莫：我是外行，不敢多说，只有两个字：感谢！

作者简介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和法国文学。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